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赵注：“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孟子注疏》：“盖《春秋》者，乃设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纲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谓迷乱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权。”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胡氏者，胡安国也，作《春秋胡氏传》。《宋史》云：“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又云：“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其旨，胡氏自序曰：“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四库总目提要》云：“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後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讨乱贼，则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赵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孟子注疏》云：“盖《春秋》以义断之，则赏罚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窃取之者，不敢显述也，故以赏罚之意寓之褒贬，而褒贬之意则寓於一言耳。”朱注：“此文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锡瑞案：孟子说《春秋》，义极闳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言万世师表而不言素王者，鹿门以为《春秋》素王之法，非孔子自号素王也。首在《春秋》一书，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徒舜明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此诗已见上篇说。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两引子之言，尤可据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是《春秋》大义。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义窃取，是《春秋》微言。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亦见于《公羊》昭十二年传，大同小异，《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足见孟子《春秋》之学，与《公羊》同一师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盖《公羊》口传，至于汉初胡毋生，始书于竹帛。书写之前，非有师承者不知其义。而孟子文与公羊文同，故鹿门以为孟子与《公羊》同一师承。赵岐注《孟子》两处皆用《公羊》素王之说，朱子注引胡传，亦与《公羊》素王说合。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孔子自王”，明见郑玄《六议论》“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皮氏《六艺论疏证》强释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详见下“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条。胡传曰：“无其位而托南面之权，此与素王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赵岐汉人，其时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无足怪。汉世经学，皆以《公》《谷》传《春秋》，鲜许《左》。若朱子宋人，其时《公羊》久成绝学，汉以后，左氏大兴，《公》《谷》几成绝学，《隋书·经籍志》曰：“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国《春秋传》，朱子亦不深信，《朱子五经语类》有“统论胡传”，曰：“胡《春秋傳》有牽强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胡文定説《春秋》，髙而不曉事情。説元年不要年號，且如今中興以來更七箇元年，若無號則契劵能無欺弊者乎？”而于此注，不能不引胡传为说，诚以《孟子》义本如是，不如是非则解《孟子》不能通也，后人于《公羊》素王之说，群怪聚骂，并赵岐注亦多诟病，而朱注引胡传，则尊信不敢议，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亦与《公羊》拨乱功成太平瑞应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